《吴门问道》苏大开讲，本刊部分理事会成员和采访团队应邀与会，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先生零距离对话——

深化改革，才是应对和化解风险的正途

撰文/本刊记者 曹雨田  摄影/本刊记者 蔡益明

编者按  2014年11月4日，素有“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之称的经济学泰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做客苏州大学《吴门问道》论坛，展开了以“深化改革，才是应对和化解风险的正途”为主题的报告，并对《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与苏大师生、社会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以及媒体记者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论坛由苏州泰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办，苏州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北京江苏企业商会协办。本刊部分理事会成员和采访团队应邀与会，与吴先生零距离对话。吴先生还欣然为本刊读者题词。

据悉，《吴门问道》接下来将陆续邀请莫言、孙立平、林兆华、阎连科、冯骥才、陈道明、濮存昕等学者嘉宾作客苏州，对国内文化学术的研究及发展进行有力推动。

为中国文化经济建言，书写顶端人文情怀。这是《吴门问道》为建立中国经济新秩序所作出的贡献。

我在吴门，问道未来。

为吸纳更多国际、国内金融界、文化界资深权威专家、学者、企业家、非遗传人，对中国文化事业建设给予有效的学术、管理及资金支持，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给予战略评估、学术补充、管理指导、资源推荐、融资招商等全方位的发展支持，有效利用平台资源，主办方发起了“吴门问道”之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吴门问道”以吴敬琏经济文化论坛作为首秀启动。

在宽敞素雅的苏大敬贤堂，吴先生“深化改革，才是应对和化解风险的正途”的主题论述，向我们揭示了努力建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意义。

吴敬琏观点：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转型，对于经济新常态，吴先生主要阐释了五大问题。

一，就经济大局而言，现在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不过，对于什么是“新常态”，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新常态，却没有共识。应当肯定，靠巨额投资支撑高增长的旧常态已经打破，但新常态是否已经建立，还是—个问题。

认为新常态已经建立的人常常把“新常态”特征理解为低迷或中速增长。但是，如果仅仅是增长速度降低而增长质量（效率）得不到提高，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趋于激化，因而不可持续，成不了“常态”。

总之，新动力就是效率的提高，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基本变量之间的关系。新常态尚未建立，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增长质量（效率），中国经济发展才能稳定下来，进入新常态。

一种需要注意的倾向：混用两种分析框架。宏观经济的长期分析框架和短期分析框架不应混用。总需求决定总供给，进而决定经济的发展。

洪水来了早晚是要退的，但是不能等人和房屋被淹没了才想到应急措施。凯恩斯主义思想是用来解决短期的问题。所以必须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长期经济问题。

二，经济减速条件下两种应对办法的比较，一种办法是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升GDP增长率。采取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坏处是妨碍效率提高、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使杠杆率（债务率）进一步提高，系统性风险加大。

另一种办法，是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改革促进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的新常态。

三，对第二种办法的质疑之一：风险是否可控。

可以采取以下一类堵塞漏洞、降低风险的措施，如：(1)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2)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3)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4)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整，停止“刚性兑付”，以便化大震为小震，释放风险；(5)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等等。

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四，对第二种办法的质疑之二：改革能否解决问题

 一年来，“稳增长、调结构”，两种办法都用了。

用旧办法，刺激的力度并不小，但效果不明显，投资拉动作用的时效愈来愈短，这意味着“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确地显现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现象，经济下行，就业情况就良好。造成这种新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加速。“营改增”和工商登记便利化是根本原因。

应对这样的问题，两项改革小试牛刀，虽不足以大幅度提高效率，但它表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一定能把我们带入较低增长、较高效率的新常态。

 五，还需大力推进改革：一些方面改革推进良好，但有些方面亟待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农地改革和中国上海自贸区改革。并且要解决具体问题先要清楚基本问题。

吴先生的表述让民众对“深化改革，才是应对和化解风险的正途”这一观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因而，在之后的座谈会中，经济金融行业相关从业人员以及记者媒体都对内心的疑问与吴先生进行了提问和交流。

吴敬琏答问录：

问：吴敬琏先生将当今的房地产事业列入”死资产存量“的范畴，对即将面临买房的80后90后有哪些建议？

答：我是希望我们的房价可以出现下降。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直接买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很少。但是现在大家好像都兴起了一种习惯，大家好像一毕业就买房子。但是房子根本找不着，这样的现象是不正常的。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租房的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对于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的人，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他们有房子住。中国的自有房产在全民中的比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在前列的。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都做不到。所以可能需要政府调整措施，使中低收入者都有房子住不等于他们都要买房子。如果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所有人都能有自有住房，这恐怕要相当长的时间。

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在它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以前，它采取的办法是租。由政府来调整制度租给大家。到后来，它这方面的制度都比较健全了，这种他们叫组屋。组屋就可以卖给大家了。他们有个什么制度呢，就是公积金制度。社会保障采取个人账户，根据账户每个人每个月自己交一份儿，雇主也交一份儿，到最后这个钱就够多了，够多了之后就可以开放了，可以取出这个钱来买房子。

它现在的自有住房率这么高，但是在早期并不是这样，所以，在现有的体制下，不想办法，啃老也好别的办法也好，不买房子确实有问题。但是你想在这种体制下，可以个别人解决问题，但是全面解决问题，我认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就要看个人的情况。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自己如果有办法的话个人来解决，但是要兼济天下的话，还是要推动改革让整个国家进入正常的状态。

问：最近有媒体报道苹果手机的成本只有一千多元，而在中国却卖到五六千元。针对这种说，您有什么看法？对于当今企业的发展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借鉴的地方？

答：这些报道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暴利是中世纪的概念，当时宣称价格要有道德含量，而我们国内在一段时间也讲过“价格要反映一定的道德追求”，认为暴利是不对的。但结果怎么样呢？阻碍了科技创新，全国上下吃“大锅饭”，经济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专利是激励社会创新的机制。通过申请专利，创新者可以获得一定时间的垄断权，他们取得的报酬与其对社会的贡献越接近越好。

当今企业的发展，企业要加大在研发上的投入，重视科技创新，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可持续发展。

问：您对房地产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看法？

答：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我不知道。因为房价的状况，我是相信弗里德曼的那句话“价格是一种货币现象”。价格是货币现象，那么货币在我们这个国家，货币发行的多少是决策非常集中的。所以你要知道到底往哪里走，最好是要去问总理了。因为货币政策是什么样不知道。

我的基本意思是说，房价跟别的价格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货币现象。现在房价这么高，它的基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所以货币政策就决定了它的走势。但是货币政策在中国来说它是非常集中的。是由国务院总理制定的。所以这个问题你问我我不知道，大概你问周小川他也不知道。

问：吴敬琏先生，您说过，解决具体问题先要清楚基本问题，我们如果把金融改革还有民主化改革当做一个具体的问题，那我们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最基本的问题了，在这样的改革中，我们会遇到那几座大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答：首先问题是，什么样的、合意的、符合我们民族国家利益的政治体制。首先要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基本问题就是这些个基本问题。那至于说这个进程如何，就是第二步骤的问题。所以基本问题首先要研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我们国家、对人民最有利的政治体制。

在建立这样的政治体制它遇到哪些阻碍。政治体制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是向这个方向走的，那么它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在《直面大转型时代》里面，有文章提到过这个问题，大概不外是三方面或者四方面。

第一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障碍，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是在干部还是大众中，都往往回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立面，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国有经济的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不是法律的统治。有些人呢，或者就是相信这个东西，或者是对自己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他就相信。或者是因为旧的经济体制和旧的政治体制它是穿连裆裤的。为了维护特殊的既得利益，维护这种通过权力取得的利益，他就会打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幌子，这个意识形态的幌子来说事儿。这是第一个，但是实际的利益比起意识形态来说，是由改革来进行，是越来越重要。因为有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惰性，另外一个因素是有些特权的利益打着旗号，还是成为了一种障碍。

第二个障碍就是特权利益，以权谋私，权利者他的既得利益。整个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都是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去了。这个对于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他是要拼命反抗的。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一个技术上的复杂性。不管是现在的经济体系还是现在的政治体系，都是一个（删除）非常复杂的。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不光是在意识形态上要坚决的支撑改革的方向，而且还要在专业的技术上。比方说，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面临的新事物特别多，不那么简单。就单利率市场化，要解决的问题就非常的多，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要有很多的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政治改革也是这样的，政治民主制度从总的方向上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它有现代的全民的民主，它是有很复杂很精巧的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来配合的。而我们不管是官员还是一般的人，都缺乏必要的知识，必要的能力。

第四个问题，就是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因为改革到位，积累起到了很多问题，积累了很多问题。经济上我们遇到的问题就很大，在这样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是十分难的。政治改革也是这样，现在社会风气上，戾气很重。狭隘民族主义俘虏了很多很多人。这样来推进经济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遇到了环境上的很大困难。比如说要推行一些法制，全民如果没有树立法制观念，推行起来是不行的。市场经济是规则支撑的，或者说法制的市场经济。例如你要是过马路，你不闯红灯就过不去，于是大家都闯红灯。所以推行法治，就相当的困难。经济上就更是这样了。

所以要回到前面说的，要首先弄清楚基本的体制是什么体制，它的毛病在哪里，我们要建立的体制是什么体制，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先弄清楚。再进一步说我要从旧体制变到新体制碰到哪些问题，采取哪些措施。如果根本搞不清楚我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都搞不清楚，来讨论采取什么措施那是没有办法讨论的。但是我们却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去讨论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