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本刊记者芮天舒
论坛嘉宾
康 尔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马顺生 安徽经济报社总编辑
沈长明 南京广厦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全 苏州中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倩：今天下午我来主持这个论坛。其实关于徽商，我了解的非常有限，不如我了解的苏商、浙商、甚至晋商多。但是历史上的两个关于徽商的小故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有一个故事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徽商叫吴鹏翔，一次他买了六百斛的胡椒，买回家后他发现胡椒有毒，这时他还没付款，于是他跟卖家商量，卖家也承认有毒，愿意退货不付款，但吴鹏翔却愿意打款不退货，卖家觉得奇怪，吴鹏翔说因为如果我退货了，你可能还会把它卖给其他人。他买下有毒的胡椒后，就立刻把胡椒都烧了。
另外一个故事来自《笑林广记》，这本书里说了一个吝啬的徽商的形象，有位徽商在苏州做生意，平时生活过的很简朴，做生意时带了瓶用盐腌制的豆子，每天吃饭的时候数着粒吃，有天邻居对他说，你这么省吃俭用，可你儿子却在外面花天酒地，老爸一听就急了，说儿子你败家我也要败，说完就把一瓶盐豆子都给吃了，这就是他认为败家的法子。通过这两个小故事，我想说明，徽商自古以来就是勤俭节约、见利思义的这样一群人，徽商等于儒商。
在我国历史上，徽商和晋商是非常有名的两大商帮。因为徽商有儒商的特质，他们比晋商还会做生意。在封建时代，徽商给人留下了这么美好的印象，但是很遗憾，进入改革开放后，徽商的这些美德，这些商德似乎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不仅是徽商，似乎所有做商人都没有将这些美德保留下来，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利用短暂的几小时时间，请到了专家学者，还有在商言商的一些企业家，一同来探讨一个主题：做生意也要商德。以前徽商叫儒商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道德传统，今天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继承下来，在今天做徽商的商人身上发扬光大。上半场论坛来宾：康尔先生，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马顺生先生，安徽经济报社社长总编；沈长明先生，南京广厦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全女士，苏州中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江平民教育会副主席。
董倩：王全董事长，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传统徽商身上的美德？
王全：谢谢主持人，儒商，这是我自己对自己风格的评价，我对儒商的理解，平时我们做生意，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的客户有个谦卑的态度，有个平和的心态。徽商能吃苦耐劳，很谦卑，这种态度是百年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徽商，那些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渴望的徽商从走出来的时候就具备的。还有诚信，我是承诺了必须兑现的，尤其在金钱方面，承诺的砸锅卖铁也必须兑现，还有守时，这是我多年坚守的。
董倩：其实您刚才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别人在评价徽商的时候，往往用十二个字：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您刚才多多少少都涉及到这些特质。谢谢王小姐。沈先生，传统徽商身上有很多经商的美德，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传统美德传统文化和经商间的关系？
沈长明：听了今天上午的讲话我很有启发，其实，徽商和儒商是紧密联系的，叫贾而好儒。徽商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且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这才能叫儒商。现在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更加明显，贾而好儒变成了贾但是不儒。现在国家很强大，老百姓相对过去更富有，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道德水平反而没有提高。
董倩：有句老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富了相应的道德水平，思想水平都应该提高，为什么富了经商的时候却不讲商德了呢？
沈长明：咱们回头看历史。中国有时候好走极端，近代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是对的，但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延续了一百年，就是打倒孔家店，把传统文化破坏了。陈独秀、蔡元培当时说中国文化出了问题了，我觉得是错误的。传统文化和经商文化是相联系的。
董倩：沈董事长的意思是商人不讲商德，是跟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打碎相关的，不可否认，商人的道德和社会文化、社会风气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商业道德也有他自身的特殊性，特殊需要。在今天这个文化背景下，既有好的商人也有不好的商人，难道他们的文化不同吗？所以我觉得还是商人自身的素质更占主导，我想听听康先生的意见。
康尔：沈董事长的讲话我基本是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五四运动虽然过急，但主体上还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运动，引进了科学民主的理念，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运动发起者可能过急了，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掉了，一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那个年代有所损伤，但真正的损伤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损伤是致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徽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儒雅的。比如孙然先生，第一次见面，就写字送给我，写的很好。这表现了徽商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董倩：您觉得普遍的商人富有之后追求风雅这是必然呢，还是徽商的特点？
康尔：商人富有之后都喜欢收藏，但有很多人是附庸风雅，并不是真的知道那些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在哪里。但是我接触的徽商却是真喜爱这个，有儒雅之气。
董倩：那您觉得徽商的这些历史足迹，就已经表明他们具有文化基因？
康尔：肯定有基因，比如笔墨纸砚，全国生产的最好的就在安徽，这就是历史上的文化基因。我说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比如著名的桐城派，八股文都来自安徽，文化界敬仰的人士如胡适都是安徽人，文化的基因积淀在这片土地上，做生意的人徽商耳濡目染，也接受了点儒雅之气。
董倩：有人说做文化徽商，就是因为徽商现在没文化，需要强化这个，马先生怎么看？
马顺生：现在对文化的理解很多，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文化不是高大上，也不是白富美。我觉得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结合。文化就是一种基因，不是今天学点文化，就成了文化人的。但是商人在文化上有一些遗失，也是正常现象。但是现在为什么要推崇文化？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促进社会和谐。但是作为企业，千万不能把谈文化作为很风雅的一件事情，谈文化就是让企业发展的更好，让企业家的心态更淡定。
董倩：那么让一个企业有文化，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康尔：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虽然大家都在卖货，但谁在卖非常重要，一个成熟的消费者很讲究这个东西，就拿那开始的那个烧胡椒的例子来说，虽然损失了一船胡椒，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和广告学角度来看，是个精明的广告创意，在那个口耳相传的年代，获得了很好的效应，大家都觉得他诚实，都想去买他的东西。就拿我买矿泉水来说，第一是牌子，第二是谁卖的，家门口楼下的小卖部也有卖，可我更愿意走远一些，去超市里买，因为我相信这个卖家。所以我觉得儒商文化如果坚持下去，表面上现在的收益少一点，但最终还是获益的。
董倩：因为以前整个社会速度慢，可现在我们的心慢不下来。以前吴鹏翔可以慢慢的积攒信誉，但现在竞争太多，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给你做一件事，快就出不了好结果。
马顺生：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很多企业家的心态无法静下来。现在中国企业家一般都是从贫穷时代走过来的，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时期，慢下来不容易。很多人都在呼吁大家要慢一慢，当你慢下来的时候，就是积淀文化的时候了。做企业不光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做事业。
董倩：从吃饱到创新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王全女士，刚才康教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商品都差不多的时候，消费者很在意谁在卖商品，您怎么看？
王全：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品牌的背后积淀的就是文化。拿破仑在临终前过：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师，现在却空无一人；我曾经横扫三大洲，如今却无立足之地。耶稣远胜于我，他没有一兵一卒，未占领过尺寸之地，他的国却建立在万人心中。我想说的是，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的力量可以深入骨髓，是非常巨大的。康尔先生说的品牌效应，这种品牌就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
董倩：既然徽商身上有基因，为何我们还要说文化徽商呢？
马顺生：首先，文化具有历史局限性，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同时，改革开放这二三十年来，对传统文化的东西强调的不多，宣传的不多。另外，文化还有包容性，很多文化徽商拥有，其他商人也有。
康尔：徽商拥有文化基因，但并不意味着徽商文化就不需要继续发展，徽商文化当中也有需要剔除的东西，比如官商一体。徽商长期以来就是官商走的太近。这一点，我觉得徽商要自觉的剔除糟粕。我认为，徽商文化要从继承到发展转变为从集成到发展，现代徽商要集天下商帮的优秀文化创新发展。徽商赚了钱后，都往家乡投入，但潮州商人有钱后除了回报家乡，更有把天下财富洒向天下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块地区。徽商可以眼光再开阔一点，可以把徽商的温暖洒向更多的人，最后还是自己受益。总而言之，我希望徽商能集天下之商帮之精华，这样发展的更快。
马顺生：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现代徽商对传统徽商文化的吸取有点慢了，说徽商最好的一点是儒而好贾，最坏的一点是官商一体。对于这一点，我是极不赞成的，放眼世界，政治与经济能够分得开吗？所有的企业不光是徽商，都粘着政府，这不是企业家的过错，这是体制的过错。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这不怪商人。
沈长明：对于这个，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胡雪岩在经济上对国家的帮助很大，就是因为他和左宗棠有联系。胡雪岩能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做事情，他不依靠左宗棠，他也做不大。其实我一直不赞同做大做强，我们企业提出来要做精做强。做大做强不符合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百年来没有很好的继承，好多素质问题都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的。咱们过去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出了名就可能有问题，民营企业做大了是有危险的。另外，现在是权力市场经济，做企业一定要去掉浮躁的心理，想到刚才慢下来的问题，其实现在政府很浮躁，企业很浮躁，连书画家都很浮躁。浮躁的心，就是来源于文化缺失。
董倩：我认为为什么快，是为了弥补以前走过的弯路，所以会出问题。
沈长明：我们可以用传统文化的中庸来处理问题，在求快的过程中考虑到快会出现哪些问题，怎么避免。企业光靠政府不行。现在诚信问题非常突出，政府也有，企业也有。政府的政策经常因领导改变而改变，我很推崇芜湖，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不管领导是否发生改变，政策都不变。
董倩：您说的让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商人没文化还是政府没制度，导致企业没文化？
康尔：文化和制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是制度，自觉执行的是文化。我赞同沈董事长的观点，看来现在社会呼吁诚信，却把对象仅仅要求是商人是不公平的，管商人的某些机构也不诚信，逼着商人也不诚信，坚守诚信的商人吃了亏。
马顺生：文化是一个大范畴，修养也是文化问题。我七八年前开会的时候，我在上面做演讲，下面有企业家在打手机指挥企业经营。从小了看是修养问题，从大了看是文化问题。就如我在前面所说，文化不是高大上，也不是白富美。
董倩：徽商更其他商帮相比拥有文化基因，那么理论上徽商在和其他商帮竞争的时候应该更有优势，更好业绩，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什么原因？
马顺生：徽州的历史负担重。徽商发展平稳，做的很大的，很突出的不多。徽商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浙商也遇到问题的时候更愿意抱团解决问题，而徽商作为儒商则不愿意将问题说出去。
康尔：徽商文化在农耕时期形成，相对闭塞。而浙商更加开放一点，我前几天参观浙商展览，里面有宁波帮的歌谣：世界小，逮只鸟，世界大，逮只鹅。宁波帮在相对开放的码头形成的文化和在大山里形成的文化的徽商不同，更鼓励大家去外面发展。
沈长明：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浙江能抱团发展，他是有历史原因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不收税，到现在江苏的税和浙江的税都不一样。浙江的商会发展的也比较早，企业与政府共同形成文化。我又要谈到素质问题，素质很重要，素质好的人当领导，政府形象好，更能带动下面文化的发展。现在政府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把长期以来传统文化和党文化的对立变成了统一，我感觉未来很有希望，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董倩：刚才我们谈到了历史上徽商和浙商的问题，徽商的没落，很大程度上因为浙商还有粤商的雄起，这是因为浙商还有粤商在当时敏锐的发现，清末时外资开始涌入，是转型的机会，但这时徽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历史上的故事是可以让今天的徽商借鉴的。就如康教授所说，世界小，逮只鸟，世界大，逮只鹅，其实这是在某种程度上给所以在座徽商的提醒。记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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